“配套”幼儿园为何不收我？
◆ 无论孩子是被录取还是未被录取，谁也不知道其原因
◆ 招生规则不清晰、过程不透明，资源增加成果被打折扣
◆ 学前教育“门槛”将长期存在，在农村地区更突出
◆ 解决“入园难”，不光是经费投入问题
紧闭着大门，门上贴着一张简略的招生简章。为了把孩子的报名材料“递进去”，家长常常要弯下腰，从大门下端的缝隙向里看，姿势几乎要跪在地上……这是大城市众多幼儿园招生时常见的一幕。
每到幼儿园招生季，无数家庭在苦苦等待幼儿园的招生简章、录取通知书。对许多家长来说，这份通知书不仅包含着一家人几个月的努力，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一种运气。因为，无论孩子是被录取还是未被录取——谁也不知道其原因。
▲北京市石景山区新世纪幼儿园春季运动会（本刊王婷婷摄）
“配套”幼儿园为何不收我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广外街道某幼儿园，是隶属于西城区教委的一所公办园。与普通的公办园不同，这个小区的开发商曾与教育部门有过协议，优先招收小区内的适龄儿童。然而，今年入学的家长们发现，超过半数的适龄孩子未能被按时录取。
“我们平时在小区里住着，谁家有孩子都很清楚。今年3岁的总共也只有几十个，现在有30多个孩子未被录取。而且，被录取的孩子，有的条件还不如‘落选’的孩子，令人费解。”小区居民孔先生说，小区分为回迁房和商品房两部分。其中，商品房业主手中都有一份协议，是2001年开发商北京裕泰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北京市宣武区教育委员会签署的协议，内容包括在小区内建设幼儿园，且解决住宅楼内居民子女入学问题。
2010年，原宣武区与原西城区合并，新西城区成立，原宣武区教育委员会的职能归入西城区教育委员会。今年65岁的庚全有是老北京人，过去在附近平房居住，小区拆迁后搬到楼房。“我在这里生活几十年了，拆迁之前就有一所公办幼儿园——烂缦胡同幼儿园。拆迁后才有的新小区和新幼儿园。”他说，近几年，幼儿园入学的要求总有变化。去年，房本是父母的孩子都被录取了，为了孙子上学，他把名下的房产过户给儿子，税费就几万元，但是还没接到录取通知书。
“北京人最讲究规矩，讲道理，我们也都理解学位紧张，但咱们入园到底是什么规矩？按照排队先后、还是按照房本，还是按照别的什么？清清楚楚贴出来就行。”庚全有说，孙子出生在这个小区，户口本、房产证，独生子女、免疫预防等所有证件都齐全。“论条件没有比我们更全的了，如果被录取的孩子都有这个条件，我一句怨言没有。”他说。
规则不清晰家长“广撒网”
▲2014年5月27日，在宁夏银川某幼儿园门前，工作人员开始为排队的家长进行幼儿入园登记报名工作。自5月23日起，宁夏银川一幼星光华幼儿园门前，便开始有市民为孩子入园报名排队。持续五天四夜后，为让广大家长不再彻夜排队，经现场协调，27日，银川一幼星光华幼儿园开始进行先期登记报名工作。新华社记者 李然 摄
“幼儿园不是义务教育，采取自主招生。但什么叫做自主招生，对百姓来说就是一头雾水。”一位孩子已经被公办幼儿园录取的家长说，虽然大多数幼儿园都公布招生范围，但是符合招生范围的孩子远远超出被录取人数，如何选拔如同一个“谜”。
这个家长告诉瞭望记者，虽然我家孩子已经被录取了，但我这段时间也非常焦虑。因为被录取后，很多人以为她托了关系，希望她指点迷津。“自己真的没托人找关系，只是运气好。”可是，却很少有人相信她“运气好”的说法。
作为两个孩子的姥姥，孙凤娇也有同感。“2013年，我大外孙女上幼儿园。当时经历太难忘了，我拿着板凳、蚊子水在一幼门前排了一宿，孩子爸爸去二幼，孩子姥爷在小区里的幼儿园排队。一家人披挂上阵，彻夜不眠。后来，我们收到了其中一所幼儿园的录取通知书，觉得再辛苦也值了。”她说，小外孙今年上幼儿园，发现幼儿园都改成网上报名了。“我们不用连夜排队了，可是没有一家录取。”
记者采访发现，同一个孩子报五六家幼儿园、家长“广撒网”“碰运气”的心态十分普遍。这种反复报名、多次面试的做法不仅累坏了家长，也让幼儿园招生工作应接不暇。
一位幼儿园园长对本刊记者说，一到快入园的时候，她就特别紧张，每天担心有家长找上门来。“有的孩子刚一岁就来，希望提前排队。更多的是老人，天天来，时时刻刻到门口趴着打听消息。有的一整天坐着不走，影响秩序，给园里孩子带来安全隐患。”她说，他们一年只能招收100多个孩子，但有近400人报名，如何选拔她也很发愁。
“每年户籍人口的出生都有数据，完全可以提前规划。如何统筹资源，并不是一家幼儿园可以解决的。希望招生工作进一步改进，有更清晰的标准、更统一的规划。”这位园长建议说，可以参照小学入学的办法，根据当年的入学人口动态划片。有了需求以后，统一采取网上预登的方式报名，减少家长的奔波之苦，更不需要提前几年操心。
北京“入园难”正逐步缓解
实际上，最近几年北京的“入园难”问题整体上正在逐步缓解。根据《北京市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2011－2013年）》，北京新增加幼儿园618所，在园幼儿增加71687人。目前正在根据第二期“行动计划”的要求进一步落实新增学位，到2017年将增加15万个入园名额。
记者采访了解到，为了增加学位，许多幼儿园采取改扩教室、安排“半日班”等办法，不断探索增加学位的举措。有的幼儿园“绞尽脑汁”，才能在房间里摆下更多孩子午休用的小床。然而，这些新增的入园名额，如何合理分配，有没有惠及到最普通的百姓，一些家长对此有疑问。
一些受访者认为，由于招生规则不清晰、过程不透明，学前教育资源增加的成果被打了折扣。例如，一些幼儿园招生明确规定，应首先满足小区户籍父母房产的子女，有富余学位再辐射所在小区户籍祖父母房产的子女，或其他北京户籍及其他周边小区的子女；同条件适龄幼儿数按独生子女、户籍迁入时间、房产迁入时间等优先的顺序排队。
这些规则表面上清晰明了，但实际上这些幼儿园并没有严格按照这个“次序”录取。一些条件“不优先”的幼儿，挤占了原本“优先”的名额。临时落户的孩子，可能比一出生就落户的孩子还有了优先入园的先机。
“幼儿园会公布一定的录取标准，但不可能公布录取名单。”一位教育系统的工作人员透露。由此带来的不解、猜测和普遍存在的焦虑情绪，都为“幼儿园”这个人生最初的起跑线蒙上了阴影，也给许多盼望教育资源合理分配的年轻家长“当头一棒”。
学前教育“门槛”将长期存在
“毫无疑问，政府对公办学前教育的投入是不断增加的。教育部发布《教育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期评估报告显示，2014年，全国学前教育经费总投入是五年前的8.37倍。”长期关注学前教育的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研究所田志磊博士说。
但一项研究也表明，扩大公办学前教育规模并不一定会带来整体教育机会的提高。专家认为，由于公办学前教育对于民办学前教育的“挤出效应”，会有部分民办学前教育机构由于入不敷出而退出学前教育市场。因此，对于社会中处于弱势的群体来说，他们享受到的学前教育机会并没有随之提高。
田志磊进一步解释了公办园“入园难”的深层原因。“首先，长期以来我国的多数幼儿园不是‘公共品’，而是有一定公共属性的‘俱乐部物品’。如早期幼儿园的雏形——保育院，当时只保障干部子女，而不是全体市民。”他说，“俱乐部物品”是一个学术名词，指的是规模有限、介于纯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之间的物品。比如过去很多企业、街道办园，保障自己单位职工子女，有一定排他性。北京历史上的众多幼儿园，大多数是这种“俱乐部物品”。
其次，设在某个小区的幼儿园，并不是这个小区居民直接支持的，因此并不优先保障小区入园需求。换句话说，虽然公办幼儿园是政府全额拨款，每一分钱都是财政投入，却与小区居民不直接挂钩。所以，小区幼儿园不招收小区幼儿，居民也很难问责。
现阶段，我国学前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在一些教育从业者看来，政府并没有义务保障每个人接受学前教育，因此更没有“义务”保障入园机会的公平、公开和透明。
专家指出，这个问题在农村地区更加突出，比如绝大多数乡镇中心幼儿园只有一个教学点，建设在镇上。村里的孩子因为路途遥远而无法受益，甚至连报名的日期都不能及时掌握。现实中，弱势群体很难享受到公办的学前教育，也无力接受费用较高的民办学前教育。
保障“最基本”需求任重道远
随着二胎政策的落地，学前教育的需求将进一步加大。“入园难”也让一些考虑生二胎的家庭望而却步。如何保障最基本的、最大多数人的入园机会有所增加，是人们迫切关注的问题。
北京市教委分管学前教育的副主任付志峰表示，尽管幼儿园不是义务教育，但我们要拿出重视义务教育的劲头，来解决好幼儿园学位问题。“不光是经费投入，也包括各级政府重视的问题。比如新建幼儿园的场地问题，需要各级人民政府配套解决。”他认为，可以借鉴过去街道看孩子的托儿所、看护点、看护中心，解决居民基本需要。今后新建的幼儿园不能追求高大上，而是要保证人们最基本的需求。
受访的业内人士指出，过去我国学前教育存在一种“扶强不扶弱”的惯性，对重点园、示范园不断投入，对大量普通公办园投入较少，对民办园的投入更是十分挑剔。但其实更需要扶持的是大量存在潜力的普通园。
事实上，一批不被政府承认的“黑幼儿园”承担了学前教育的功能。大兴区一所“黑幼儿园”的创办人崔先生告诉记者，他所在的乡镇只有一所公办园，一所民办园，其余均是“黑幼儿园”。他正在积极申请“转正”成为一个合法的民办园，但会提高运营成本和学费，因此竞争不过“低质低价”的“黑园”而存在生存风险。
他认为，在大城市办高收费的优质园相对容易，而要保障一定质量、且低收费的民办幼儿园最难。“让民办机构来‘兜底’社会公益，几乎是不可能的。”他说，最有良知的企业家，也不可能赔钱经营。
受访专家认为，我国学前教育整体水平逐步提高，同比入学率并不低。但对于弱势群体的关照不够，实际上把机会优先给了中等及以上收入家庭。发达国家有针对贫困人口学前教育的“开端计划”，有专门用于支持弱势群体学前教育的人均预算。这种“瞄准”弱势群体的学前教育服务，可以改善学前教育供给的公平。LW
刊于《瞭望》2016年第32期
原标题《幼儿园如何保障“最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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